原标题:上观直击香港|走进疫情大暴发下的香港劏房,看到底层市民令人痛心的一幕

  

走进疫情大暴发下的香港劏房,看到底层市民痛心一幕 疫情 暴发 香港劏房 底层市民 第1张


  香港,九龙,深水埗。

  熙攘的人群,陈旧的高楼,充满历史感的小铺子,大抵维持着上世纪60年代香港街头样貌。这里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,据说也是最穷的地方。

  “我们从这里走上去。”注册社工陈慧灵指着福荣街某号破旧狭窄的门洞,“她家在九楼,冇(没有)电梯。”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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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片摄影:若拙

  那天(8日),香港暴发第三轮新冠疫情,其中一宗案例就在深水埗附近。陈慧灵放心不下住在劏房中的黄女士,决定过来看看。“你们一定要戴好口罩。”她郑重提醒边上的我们。

  通识教材中是这么定义“劏房”的:一个住宅单位分割出若干个细小的独立单位,多见于唐楼与工业大厦,整体生活设备较差。数据显示,目前全港劏房居民数约有21万。疫情之下,这群社会底层最边缘人的生活怎么样呢?

  103块钱的排骨

  这是一幢50多年前建的唐楼(港式旧楼),生锈的信箱、幽暗的楼道、斑驳的瓷砖,每层转角处都堆满垃圾。跟着社工一层层往上走,像“转磨”一样总算爬到第十层(香港第二层算一楼),我倚在墙边,不管不顾地脱下口罩透气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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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女士所租的劏房约有百呎(约10平方米),外人进屋后几无落脚之处。贴着墙壁摆着两张床,上面堆满生活用品,靠近窗口放着写字台,上方空间敲满两排壁橱。房间深处藏着灶台与马桶,彼此仅有一帘之隔。虽然窗式空调在边上嗡嗡作响,但置身满满物件当中,有种难以言说的燥热感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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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片摄影:若拙

  “哗……”黄女士房中清晰传来隔壁劏房冲马桶的声音。这套600多呎(60平方米)的单元房被隔成四间,由于楼层过高且墙壁漏水,房东给了她能接受的房租——每月3000多港币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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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片摄影:若拙

  来自广东的黄女士与9岁的儿子在此蜗居,所谓的港籍“丈夫”早就不知所踪。作为处在政策灰色地带的单亲妈妈,黄女士选择在此“坚守”。没有就业资格,母子俩靠着政府每月4620元救济生活,交完房租与水电费,能留下小几百元艰难度日。

  陈慧灵把带来的口罩送给了黄女士,并嘱咐她要注意安全。“今天我买了一条排骨,竟然要103元,实在太贵了,分两次给儿子烧冬瓜排骨汤。”这是黄女士去年以来第二次煲汤,平常晚饭就煮点面、烧点粥加些青菜、火腿肠。最近出现疫情,她想给儿子补充营养。

  黄女士坦言,防控疫情能做的实在有限。她会关照儿子在学校勤洗手讲卫生,回到家后让他一个人去顶楼晒台玩。此外,就是每晚上下20层把垃圾扔到楼下,并在劏房门口贴有告示:“烦多行一步将垃圾放好。晚上老鼠越来越多,难道你爱与鼠为邻?”

  “不仅是疫情影响,去年也很过得很压抑。”陈慧灵说,由于担心被人攻击,像黄女士这样的内地人不敢发表意见,“她不止一次想回去,但为了孩子还是决定留在这。”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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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片摄影:若拙

  “隔壁等了12年,终于轮到公屋搬走了。”黄女士两眼放光,但很快就黯淡下来,因为她可能连排队资格都没有。她更要担忧的,是房东会不会涨价,母子能否继续住在这间劏房。

  疫情就是场“灾难”

  黄女士遭遇只是全港劏房租户的一个缩影。作为主要服务新来港人士的慈善机构,新家园协会助理执行干事、注册社工陈慧灵说,单就深水埗一地,协会就要服务2900多户劏房人家。

  毫不夸张地说,对于这些人来说,疫情就是场“灾难”。劏房租户大多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,比如零售、酒楼、建筑业,都是受影响的重灾区。数据显示,上半年出入港人数跌99%,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带动的零售业步入寒冬。略有起色的餐饮业,因为疫情第三轮暴发再度触发政府的“限聚令”。至于建筑行业,由于材料原料运不进来,不少工地处于停滞状态。

  6月,特区政府公布失业率为5.9%,创逾15年新高。“(劏房租户)很多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,甚至零收入。”陈慧灵说。因此,有人连深水埗劏房也租不起,要么搬往更远处,要么只能流落街头。过去,无家可归之人能在麦当劳将就一夜,但疫情期间部分门店不再24小时营业,如此一来连“麦难民”都当不上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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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便能继续住在房中,生活也居之不易。丈夫失业困在家中,学校停学孩子留在家中,百呎狭小空间之下,整天窝着一家三口四口甚至更多,压抑、焦虑、失望、无助,负面情绪不可避免越积越多。很多时候一点鸡毛蒜皮事,就能点燃家庭矛盾。

  所幸,也有家庭互助的例子。25岁的刘源超与母亲、哥哥住在深水埗福华街一间百呎劏房中,月租4500多元。“我自己赚生活费。”在福建华侨大学读研的小伙子说,他用一技之长办了吉他培训班,也在学校附近开过餐馆。目前愿望是,硕士毕业工作后攒到买房首付,帮全家搬出劏房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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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妈妈与黄女士一样,都是从内地过来的新移民。“香港不像TVB剧中演得那么好。”陈慧灵说,协会在广州、深圳、泉州、汕尾、江门都设有内地服务处,主要帮助来港的内地人了解香港实情,其实就是控制他们对未来的预期。

  “不少姐妹就在劏房中度日。她们说,‘一回罗湖,就重新活过来了’。”陈慧灵很感慨,疫情之下的香港、劏房之中的香港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,城市的璀璨没有照进底层民众的生活之中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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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社工能做的很有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