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年前杨松发杀人案:八旬母亲为儿伸冤十余载,检方当庭建议改判无罪 杀人案 伸冤 第1张

(“我是个没文化的人,以前在学校没考好,只上了三个月学,家里就不让我上了,我啥也不懂”(陈威敬摄))“没文化,光会哭”,这是78岁的杨宝兰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她说自己胆子很小,当听说办案人员打了儿子时,自己只敢轻声应一句“哦,是吗?”。


  19年前,在母亲杨宝兰眼中“连杀鸡、杀鱼都不敢动手”的儿子杨松发,被指杀害了前女友刘彩菊。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,每当想起儿子,杨宝兰就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哭,因为她觉得“杀人是应该偿命的”。

  直到儿子狱中来信喊冤、她在拘留所亲眼见到儿子,“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说,妈妈,我是冤枉的,我没有杀人”。

  从此,“没文化,光会哭”的杨宝兰下定决心要把儿子杨松发“救”出来。

  今年9月24日,“杨松发故意杀人案”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,检方认为原审判决中采用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,且唯一的直接证据,即杨松发本人的有罪供述存在真实性、合法性问题,建议改判无罪,法庭将择日宣判。

  杨宝兰说,在律师告诉她检方建议改判无罪的消息后,她绷不住又哭了。

  狱中来信

  2001年3月,天津市大港区联盟村青静黄河北岸发现一具女尸。同年5月,死者刘彩菊的前男友杨松发被批捕。

  2003年10月,天津二中院判定杨松发“为摆脱与刘彩菊的恋爱关系”而行凶,但“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”,作出了“留有余地”的判决,判其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。

  这一判决结果随后被天津高院二审维持。然而在历次庭审中,杨松发均当庭翻供,坚称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致。在服刑期间,他始终拒绝减刑,坚持申诉。

  在杨松发被带走一个多月后,杨宝兰才知道儿子“杀了人”。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,每当想起这个二儿子,杨宝兰就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哭,因为她觉得“杀人是应该偿命的”。

  但不管是警方还是家人,都没有告诉她有关儿子杨松发的任何事情。杨宝兰说,她想搞明白。

  一次又一次往返派出所,几番奔波之后,终于有办案人员向她吐露消息:曾在带着杨松发去指认犯罪现场时,“我儿子手举的不够高,他们就打他。”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。

  之后,杨松发在狱中委托办案人员给杨宝兰带了封信,信中说他遭遇了刑讯逼供,是冤枉的,请求母亲为其申诉。

  在杨宝兰的眼中,儿子是个平时连杀鸡、杀鱼都不敢动手的人。据其介绍,杨松发身高一米六出头,85斤,长得很秀气。被害人刘彩菊,杨宝兰也见过多次。

  曾经有一段时间,她看到儿子杨松发和刘彩菊走得很亲近,双方又都是离异家庭,于是就提出想让他们二人组成一个家庭。

  刘彩菊的答复是,“想找个带红本的”(大学毕业生),而杨松发只是初中毕业,当时是天津大港区一家石化企业的工人,兼职开出租车,还有过盗窃前科。

  在杨松发被带走三年后,杨宝兰才第一次在拘留所见到儿子,“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说,妈妈,我是冤枉的,我没有杀人,还说自己是被逼供的”。

  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从那以后她就坚定了为儿子申诉的决心,一定把儿子“救”出来。在接受采访时,杨宝兰的口气依然十分坚定。

  申诉之路

  “杨松发杀害刘彩菊”一事彻底改变了杨家人的生活轨迹。

  案发时杨松发的儿子才7岁。因为要去申诉,同时又担心孙子没有人照顾,杨宝兰就禁止孙子外出,“把我孙子关了整整十几年”。

  “我在家就给他(孙子)做饭吃,我不在家也会留东西给他吃,外头一步都不准走。”杨宝兰说她愧对孙子,同时也是有自己的苦衷。不让孙子外出,“一个是寒碜(没什么脸面),再一个孩子也不懂事,万一惹了什么祸我还担得起吗?”

  儿子杨松发入狱后,身为母亲的杨宝兰也陷入长期失眠的困境,“有时一整晚都睡不着,能睡四五个小时就算好的”。

  受影响的还有杨松发的大哥。“去哪里上班哪都不要,最多三个月就把他赶走了,弄到最后大儿子也跟我哭。”杨宝兰说。

  杨宝兰的老伴曾是天津一家国企的员工,而她作为职工家属也在该公司工作过。说起年轻时工作,杨宝兰颇感自豪,她说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师傅总夸她比其他读过书的人干得还好。然而碰到儿子杨松发这件事,她说自己却一窍不通。

  

19年前杨松发杀人案:八旬母亲为儿伸冤十余载,检方当庭建议改判无罪 杀人案 伸冤 第2张

(杨宝兰孙子曾住的房间 (佟西中摄))为了给儿子申诉并抚养孙子,杨宝兰捡起了废品。在她位于天津大港区一间两室的分配房中,原来孙子住的一间房间,堆满了捡来的废品。而她自己的房间,同样堆满杂物。


  屋子是在一层,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,只有窗口和屋外棚房的夹角处能透进一些光,即使白天开着灯,依旧有些昏暗。

  “不怕你笑话,很多生活用具也是捡来的”。杨宝兰说,2012年她卖废品时一天能有六七元收入,好的时候能卖到10元钱。

 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杨宝兰的身体也越来越差。前几年,她因为肾结石摘掉了一颗肾,去掉了部分肋骨,另外一颗肾功能也不好。

  在得知中国新闻周刊要来采访,杨宝兰无法打扫卫生,甚至连腰都弯不下来,还是邻居帮忙收拾了一下家务。她说“这一身病,很多都是当初申诉造成的”。

  十多年来,杨宝兰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京津两地。最开始在天津当地申诉,后来有人指点说要到北京,她又跑遍了北京各个部门递交案情材料,同样吃了不少闭门羹。

  据杨宝兰回忆,申诉的日日夜夜里,无论冬天还是夏天,涵洞里、长椅上,甚至厕所里都睡过。在这个过程中,她患上了全身的类风湿,睡觉连床都翻不了,“你不要看我受罪了,什么都不要紧”,她说为了儿子她什么都可以做。

  即使在这些岁月里,杨宝兰说自己还是遇到了一些温暖的事。晚上睡觉用的纸箱子就是借来的,当时“我就和小卖部的老板说,这纸盒子我用完了明天还给你。老板也就答应了。”

  在杨宝兰的印象中,这样的好人还有很多:有时候复印材料时,别人看她实在可怜,“块八毛的复印费就不要了”;有时候坐公交车,车费人家也不要了;还有很多人把废品直接给她让其去卖钱。

  从2007年算起,作为邻居的刘胡顺已经帮助杨家10多年了,他帮助杨宝兰写申诉材料、寄材料,甚至跑遍京津很多部门。

  在刘胡顺的印象中,杨松发是比较瘦弱的,案件也有很多疑点。但他坦言也曾动摇过,担心“搞错了”。

  刘胡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他曾在电话中质问杨松发“到底有没有杀人”,杨松发坚称没有杀人。正是这三分钟的通话坚定了刘胡顺帮忙的决心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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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当年案发地——青静黄河北岸)无罪契机


  杨松发的代理律师吴丹红曾对媒体说,当时杨宝兰拄着拐杖找到他,请求他为其儿子伸冤,“感动于其诚意,考虑其经济状况”就免费接手。

  吴丹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推动这起案件重审阻力重重,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原审法院。“请求阅卷的合理要求被断然拒绝”。

  无奈之下,吴丹红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远程接访,突破原审法官的阻力,而这也只是阅到了审判卷,侦查卷不在其中。2018年12月,最高法院指令天津高院重审此案,之后几个月律师才阅到了包括侦查卷在内的全卷,“一看都是问题”。

  今年9月24日,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开庭再审。吴丹红、赵德芳为杨松发作无罪辩护,出庭检察员也当庭建议改判杨松发无罪。法院将择期宣判。

  检方认为,原审判决采用的有罪证据中,直接证据只有杨松发的有罪供述,在案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,结合全案证据无法得出唯一结论,不能除出他人作案的可能性,原审判决认为杨松发故意杀人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建议依法宣告杨松发无罪。

  

19年前杨松发杀人案:八旬母亲为儿伸冤十余载,检方当庭建议改判无罪 杀人案 伸冤 第4张

(受访者供图:杨宝兰及其家人和律师在法院外合影)命案发生时,杨松发36岁。他刚被抓的时候,作为母亲的杨宝兰都不敢相信,“但(执行)通知书都送过来了,杀人得偿命”。


  如今的杨宝兰年近八十,记忆力有些衰退,母子之间的很多细节已经记不太清。但她有一点始终没忘的是,当时儿子大哭着说冤枉,“就像个小孩儿一样”。

  杨宝兰最近一次到狱中探望儿子杨松发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,“他也不怪我,知道我条件和身体不行”。

  此前每两三个月,她就会给杨松发捎上一两百块钱,看着其他人给狱中亲属捎的一两千块钱,她不知道儿子在里面能吃什么,“我是一个单亲妈妈,我拿来的钱只能说把他养活,这都是我最大的努力了”。

  在听到律师告诉她检方建议改判无罪的消息后,杨宝兰说她绷不住就哭了,哭得很厉害。

  可那张再审结束后,杨宝兰及其他人在法院外的合照,她分明又笑得格外灿烂。

  中秋将至,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今年她的中秋心愿就是儿子能尽快平安回家。